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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企业面临着国内外的双重压力。国内压力主要是结构性压力，来自外贸结构失衡，内需严重不足。其次国内还有很严重的至今没能解决的“卡脖子”问题。2018年，国内“卡脖子”问题提出35项技术，2021年又提出130种新材料，70％以上都是“卡脖子”技术。直到现在，包括芯片领域在内的“卡脖子”问题仍没有解决。　　国际压力要分不同地区来看。在亚太市场面临的压力是中日韩之间的“内卷”；在欧洲市场，欧盟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正产生一些新迹象。在中美关系变化、科技脱钩后，2022年成为非常明显的转折点：供应链转移，出口替代品转移，制造业回流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去年俄罗斯市场出现了两大变化：一是电子产品，80％以上的手机都是中国品牌；二是中国品牌的汽车占新车进口的40％以上，排名第一。　　因此，在去年严峻的外贸形势下，我们有新能源汽车，有中国品牌的汽车来支撑外贸，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成绩。　　我们要跳出原来的外贸来看待现在面临的形势以及数字经济的发展。针对数字经济、数字贸易和数字产品的结构性变化，汽车供应链要尤其重视数字化环节。那么，如何建立更开放、更具韧性的汽车供应链，要注意以下五点。　　第一，关注更开放体系建设，聚焦关税规则使用和变化。我们关税规则的使用变化主要实行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》（RCEP）。自由贸易港海南原产地可以和RCEP结合起来，来推动汽车贸易的发展。如果高档汽车能够降低关税，进来后一定会促进中国品牌汽车的出口，促进新能源汽车、电动汽车的出口。　　第二，关注地缘政治变化，聚焦海陆大物流通道的避险。汽车供应链出口主要是海运，地缘政治相当关键，搞好汽车供应链首先要关注国际形势。　　第三，关注价值链升级，聚焦汽车生产方式变革。汽车供应链升级导致3个生产关系在发生变化。以下三点需要注意：原来的加工贸易要朝代工制造方面发展，还会形成独立的品牌和体系；生产关系在数字供应商平台上发生变化；供应链的综合发展非常关键。　　第四，关注商业形态多元变化，聚焦数字新业态新赛道商机。新赛道包括大数据汽车和高附加值的新业态。　　第五，关注AI平台，聚焦节约成本和提振效率。　　第六，关注数字化转型，聚焦数字底座关键技术。数字化转型对于制造业来讲是一个巨量的任务，说一说很简单，但真正能够落实下来相当困难。毕竟，在汽车行业、汽车供应链上有1亿多个零部件需要进行中间品贸易的数字化转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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